受访专家：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长、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主委 王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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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芳
肥胖是导致多种慢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严重威胁民众健康。体重管理已成为重要的健康领域课题。我国多年来的肥胖管理工作进展如何，未来面临哪些挑战？在3月4日“世界肥胖日”来临之际，《生命时报》记者专访了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长、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主委王友发。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长、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主委王友发
生命时报：体重管理主要研究什么？为何被纳入公共卫生管理范畴？
王友发：当前，全球约40%的成年人超重或肥胖；在我国，超过50%的成年人和约20%的学龄儿童肥胖或超重，肥胖会导致严重的健康、社会和经济后果。早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将肥胖定义为一种疾病。随着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超重及肥胖患病率不断上升，相关疾病成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体重管理是对超重、肥胖进行定义，并对其影响因素及管理方法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及应用。体重管理比人们想象中更复杂，以超重、肥胖的定义为例，目前最常用的诊断标准是体重指数【BMI=体重（千克）/身高（米）的平方】，但由于不同年龄、性别、种族人群的身体结构组成存在巨大差异，同样的BMI数值，也可能意味着不同的身体脂肪量及相关慢病风险。所以，一些国家根据本国人群特点设置不同诊断标准。大部分欧美国家将成年人BMI大于等于25定义为超重，BMI大于等于30为肥胖；亚洲一些国家将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的临界值分别设定为23和25；我国建议将成年人BMI大于等于24诊断为超重，大于等于28为肥胖。儿童青少年中，使用不同年龄和性别相对应的BMI界值。
将体重管理纳入临床和公共卫生工作非常重要，主要是因为超重肥胖与一些慢病（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危险因素，管好体重也就间接管好了慢病。此外，体重比糖尿病等慢病的筛查及监测更便捷，若将体重管理作为健康管理的一个重要“抓手”，很多慢病防控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
生命时报：从历史发展看，我国是如何认识到体重管理的重要作用？
王友发：建国初期，由于物资匮乏，我国超重肥胖率较低。但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方式和膳食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我国居民超重及肥胖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成年人中超重及肥胖患病率几乎平均每年增长1%，从1992年的16.4%和3.6%（合计20%），增长到2002年的20.1%和7.1%（合计27.2%），再到2018年上升为34.3%和16.4%（合计50.7%）。
在此过程中，我国对肥胖防控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步提高。标志性事件之一是2000年，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办事处组织了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并于2001年6月召开“中国人肥胖与疾病危险研讨会”，这是国家层面上针对肥胖问题的第一次重要研讨。
2015年，在中国营养学会的支持下，我们组织了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成立中国营养学会肥胖工作组，编写了《中国肥胖预防和控制蓝皮书》，2019年发表；2020年，卫健委等六部门发布《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2021年，《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杂志史无前例地刊发3篇配中文版本的论文，系统论述了我国肥胖问题，我们团队负责的一篇论文讨论了中国肥胖症对健康政策和公共卫生影响及相关应对，为未来工作提出一系列建议。
生命时报：超重肥胖对身心健康会产生哪些影响？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危机是什么？
王友发：超重肥胖会伤身，增加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冠心病、心梗、脑卒中、部分肿瘤等慢病风险；影响心理健康，尤其是儿童青少年，可因肥胖导致自尊心、自信心等受损。另有研究发现，肥胖人群的职业发展和收入相比非肥胖人群更差。从国家角度看，肥胖可能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还会加重医疗卫生体系负担。我们团队的一项最新预测研究提示，到2030年，中国归因于超重肥胖的医疗费用将达4180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21.5%。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超重和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未来这一数字将持续增加。我们的预测研究表明，如果我国不能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至2030年，成年人超重肥胖合并患病率将达到65.3%，7~17岁儿童青少年为31.8%，6岁以下学龄前儿童将达到15.6%，由此给社会、经济、医疗等带来沉重负担。
生命时报：我国已在体重管理方面做出哪些建设性工作？公卫人员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王友发：过去几十年，我国在肥胖防控方面做出巨大努力，主要涉及三大方面。
一是发布与肥胖防控相关的政策、建议和指南。比如，2003年原国家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司发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试行）》，2011年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肥胖学组制定的《中国成人肥胖症防治专家共识》，2018年中国营养学会等联合发布的《超重或肥胖人群体重管理规范》团体标准，国家卫健委指导发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2021）》；2019年、2022年我们发表了《中国肥胖预防和控制蓝皮书》《中国居民肥胖防治专家共识》。
二是举办多种多样的落地宣传活动。以营养及学校为基础的行动有：国家营养校园计划、“生命早期1000天”营养和健康行动、学生营养改善行动和健康儿童行动计划等；以运动促进为主的行动，如“亿万学生阳光体育”活动、“万步有约”活动；综合行动，如国家卫健委2007年启动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三减三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行动等。2022年3月4日，“世界肥胖日”被正式引进中国，在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的主导下，一系列宣教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是与慢病防控相结合，加强体重监测。2000年以来，《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已按照每五年一次的频率发布5份报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也明确规定，各学校应每年为学生测量身高、体重，计算BMI上报至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
从制订标准到完善立法，再到加强科普宣传，所有这些工作的落地都有着公卫人员的积极推动。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政府的领导支持、专家的积极参与是营造良好大环境的基础，由此才能督促，甚至“逼迫”公众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控好体重。
生命时报：当前，我国的体重管理工作还存在哪些短板或瓶颈？
王友发：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肥胖问题，它已成为世界难题。单就我国而言，短板比较明显。首先，政府和相关机构重视度仍显不足，防控政策体系尚不完善。比如，食品生产和销售中对健康的要求还不够高，外卖餐饮大多存在高油高盐等问题。其次，居民健康素养不够，对肥胖危害认识不足，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不达标。再次，医疗系统在肥胖诊疗上较滞后。肥胖尚未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慢病，医院缺少独立的诊疗科室，医学生也缺乏相关专业培训等，未来应尽快加强完善这些工作。
生命时报：体重管理方面，虽然我们面临较大挑战，是否也存在新机遇？相关机构和公卫人员应当如何采取行动？
王友发：我国在体重管理方面存在很多重要机遇。首先是“健康中国”国家发展战略，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颁布，为制定全面的国家肥胖防控策略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19年，《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15个重大专项行动，再次从国家层面给予战略性指引，成为体重管理工作的有力保障。此外，科技发展为体重管理创造了更多便利和新的可能性，比如一些可穿戴设备能与手机中的减重小程序同步数据，帮助大家监测身体活动及健康指标等。
为实现防控目标，政府、公卫人员、医务工作者、保险公司、行业协会、社区等都必须付出努力。具体执行上至少包括以下内容：1.完善法规，特别是在健康教育促进、限制不健康食品生产和销售等领域；2.制定并实施国家标准和指南，以支持人群和临床层面的肥胖筛查、诊断、预防和治疗；3.改善致肥环境，包括从营养层面对餐饮业实施强制管理、改善居民健身环境和设施等；4.完善医防融合体系，如在医学生、医务人员中实施系统的肥胖预防和管理培训，鼓励医院开展体重管理诊疗，将肥胖治疗纳入健康保险范围等；5.进一步开展科普教育，通过传统媒体、新媒体等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公众对肥胖危害的认识，促进人们主动保持健康体重。
生命时报：个人应从哪些方面加强体重管理？
王友发：超重肥胖在预防阶段主要以生活方式管理为主，核心是做到“吃动两平衡”。饮食方面，保持健康膳食，了解科学食物搭配，每天的膳食应包括谷薯类、果蔬类、禽畜肉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运动方面，选择适宜的运动并坚持下去，保证每周5次，每次至少3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此外，要对体重及腰围定期监测，并能计算出自己的BMI，随时调整日常饮食和运动。儿童、孕妇、老年人是体重管理的特殊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应维持适当体重，减缓肌肉衰减。对超重肥胖者而言，饮食和运动干预依旧是减重的重要手段，总的原则是让摄入总能量低于总消耗。自行减重效果不佳者，建议到减重门诊或内分泌科就诊。改善生活方式后仍严重肥胖的人，可考虑适宜的药物或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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